HTH华体会上半年经济仍处于恢复态势，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加上以往累计的显性和隐性债务，收支缺口愈来愈大。而期望基建投资助力经济增长短期很难改变，这是一条充满困境之路。过去的事情，已非我们所能尽知，将来的事情，又非我们所能预料。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略加叙述而已。

　　我们以广西自治区为例说明，下图是广西自治区2003年至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可以看到近20年广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缓慢增长，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幅度则远大于收入，结果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逐年扩大，呈漏斗形。《预算法》严禁地方编列赤字（2014年预算法修正后可增列），统计上可认为其收支缺口等同于中央给予的转移支付金额。这不禁引发思考，为什么越发展越缺钱？发展没有致富反而致负？！转移支付金额远超其一般预算收入。

　　注：2014年预算法修正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出现短收，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减少支出等方式仍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增列赤字”， “增列的赤字，可以通过在国务院下达的本地区政府债务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予以平衡”。

　　再看下图广西下属辖区14市2022年财政收支，按财政自给率从低至高排列，河池市财政自给率最低，省会南宁市财政自给率最高，但也未达到50%。债务率（宽口径）前三高分别是防城港市、北海市和柳州市，其中，防城港市债务率高达543.3%。

　　财政自给率低说明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较高，以广西自治区2022年为例，全区收到的转移支付金额是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3倍。一直以来有个观点，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收入的减少，地方面临财政压力从而走向土地财政。2021年广西全区财政总收入合计3027.89亿，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0.12亿，上划中央收入1227.76亿。2021年全区获得中央转移支付3451.86亿。按金额统计上划中央金额已是如数返还，并再给予了2224.1亿元。显然，财政收入不仅没减少，反而是大幅增加。从近两年广西财政数据来看，至少在广西上述观点的前半部分与现实不相符，分税制并未减少其财政收入。至于地方是否因财政压力从而走向土地财政，也有相关学者进行了研究，本文不赘述。

　　财政收支一直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取决于收入即“平衡财政”。收入未减少，但地方仍持续出现大量债务。这说明至少在一个五年规划期内地方财政支出远超其规划期内收入HTH华体会。“平衡财政”名存实亡。

　　取代“平衡财政”的即所谓的功能财政，而财政功能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民众的公品需求，即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二是政府职能或者政府自身需求，扩大支出提高经济增长率。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虽然这种平衡是以中央转移支付为前提。但支出的项目上尤其是基建类项目收支不平衡，这里的收支不平衡指的是短期内收入不能覆盖成本，体现在财务会计上就是应收账款增加，且账龄拉长。

　　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民众收入增加，政府收入增长，可覆盖基建与公共服务支出。良好的基建与公共服务又反哺经济提高效率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若其中一环出现问题HTH华体会，则难以维系。基建的投资虽然带动了GDP 的增长，但经济主体收入却未见增长或增长的幅度远低于支出，这似乎是当下面临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降低需求是个办法但难度很大，大部分支出已刚性化，财政功能无法消减，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内也难有结构性改变。消费会降级，投资能降级吗？！另一方面，采取平衡财政的思路，时间维度上以丰补歉，收入较好年份弥补收入较差年份；项目维度上肥瘦搭配，增加使用者付费，最直接办法项目自身实现收支平衡，如EOD项目要求资金自平衡，力争实现政府资金零投入。当然我毫不怀疑有基建类项目能做到自平衡甚至盈利，但那很难成为常态，统计上自平衡的项目数量它不是平均数，甚至不是中位数。

　　基建类项目投资周期长，以PPP项目为例至少达10年以上。当前的“年度一预算三年滚动”预算编制更适合经常性事务收支，不利于中长期的资本投融资，不利于从中长期规划出发安排建设项目。项目融资-投资-资金回报/还本付息的良性循环无法保障。这些项目在支出和收入方面没办法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对应关系。往往一融一投了之，至于回报/还本付息走一步算一步吧。这也导致地方建设项目随意性和重复性，又反过来冲击预算。

　　很多中长期的基建类项目无论采用哪类投融资模式，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项目收入无法纳入中期预算，都有面临隐性债务或预算外债务的风险HTH华体会。虽然PPP项目有财政部的政策规定，项目支出要纳入中长期规划，但也是政策规定，整个预算体系未变的情况下，有点独木难支。面对各种审计与巡视，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投融资体制打破政府投资单一主体局面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企业投资领域范围。

　　2004年《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出台，在93年基础上，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和投资范围，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颁布，43号文赋予了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债务等等。

　　若把1993年当作投融资体制转变的元年，近10年一周期的重大转变，2023年则到了是下一周期的路口。过去的事情，已非我们所能尽知，将来的事情，又非我们所能预料。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略加叙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