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H华体会新基建是什么？谁来建？能带来什么？有何趋势？围绕这一国家重大部署，《瞭望东方周刊》联合有关机构进行了专题调研，推出《新基建，来了！》专题报道，共十篇，此为第二篇。

　　2019年8月8日，工作人员在对自主巡线无人机进行监控测试。无人机可以用5G网络实时传送高清数据图像、飞行控制信号，实现数传和图传合一（徐昱/摄）

　　如果说过去几年里数字技术是在“润物细无声”，那么在抗击疫情的过程里，整个中国社会则空前体验了一次数字技术的生动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防疫抗疫里的患者诊疗、疫情地图、人群追踪，还是缓慢复工期间企业云办公、学校云授课和无人配送物流等，数字技术都为疫情精准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年3月4日，中央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的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当线下暂停之时，线上活动却可以保持活跃并针对需求“大展身手”。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和中国过去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密不可分，这也更加凸显出今后5G基站、数据中心等数字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之重要性。

　　发展草莓种植业近百年的辽宁省东港市，很少遇到卖不出草莓的情况。但2020年春季，疫情冲击下，滞销还是来了，当地草莓价格比去年同期每斤低了十几元。

　　于是电商直播成了解决方案。种植园里，农户开始一边摘草莓一边“直播带货”。据悉，当地政府和电商平台开启合作后，6天时间内东港销售了30万单共90万斤草莓，价格也逐渐回升。

　　实际上，农产品“直播带货”在2019年便已成电商扶贫的热词。疫情防控期间当地运用互联网解决滞销难题，从产业上看，是近年电商下乡的再次扩展，从社会发展上看，则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体现。

　　遍布村口与山头的信号基站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故事的开头也要从“村村通”讲起：2004年，我国通信运营商开始大规模推进农村普遍服务的“村通工程”，到“十一五”期间，实现了“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十二五”期间实现“自然村村村通电话、行政村村村通宽带”。

　　2015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共同启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支持行政村通光纤、通4G。HTH华体会试点工程启动以来，中央财政资金带动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累计投入400多亿元，支持1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和4G建设，其中包含4.3万个贫困村。截至2019年底，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均已达到98%。

　　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如果没有这十余年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基层的落地，乡村电商业态不会诞生，全国数亿在读学生中，亦会有大量乡村学生被数字鸿沟拦住，无法享受云授课的便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源认为：“我国加快新基建进度，具有供给侧的良好发展基础，在需求侧则有巨大市场潜力。”

　　目前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逐渐向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区域以及需求旺盛的发达城市周边布局；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和计算设备制造企业纷纷布局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也更多地投入应用。

　　在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消息，截至2019年12月底，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9.16亿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达91.3%；光缆线万公里，相当于在京沪高铁线万余次。同时，近五年来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资费平均下降90%，速率提升6倍。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简称中国信通院）数据，截至2020年2月底，全国建设开通5G基站达16.4万个，5G网络建设基础不断夯实。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韦乐平预测，2020年中国将建设60万～80万个5G宏基站。

　　这些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信通院测算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预计达到3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5.4%。

　　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门为整理北京的疫情数据，曾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逐个摸排核对，花费了一周时间，才查清所有收治病例。

　　今昔对比，使得这一“旧闻”颇有沧海桑田的意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各地疫情数据在短时间之内全面打通、HTH华体会每日公布，各大媒体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开发“疫情地图”小程序，打开手机可以随时查看。

　　习总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在医疗方面，5G远程诊疗、人工智能CT核查、运用超级计算进行病毒毒株分析等，在抗疫一线迅速发挥作用，线上医疗和心理援助，也缓解了线下医疗资源被占用的紧张局面。

　　在防疫手段上，5G无人化设备亦落地应用。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和四川天空之眼、HTH华体会成都腾云两家企业，在成都实现了5G 与无人机技术融合的防控巡视，在三天内累计完成 52 个居民区、6 个场镇、2 个农产品交易中心作业，涉及人口 14.4 万，飞行面积 210平方公里，效率远高于人力巡视。

　　疫情防控期间，数字技术对生活场景的重塑体现得尤为显著，移动社交、线上娱乐、在线教育、生鲜电商等迅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们数字化的强制体验，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新基建的建设意义。”商汤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秘书长吴坤对本刊记者说。

　　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整体在面对危机时的韧性，为社会提供了一层“免疫力”。例如，虽然物流行业在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时面临交通受阻、人力不足的危机，但线上配送服务依然维持着运转，在城市里穿梭的外卖和快递小哥成为城市的“毛细血管”。

　　与此同时，无人物流配送在疫情防控期间得以运用：中国联通和苏州畅行智能在疫情防控期间运用的“5G无人物流车配送车”，可完成方圆 3 公里的订单任务；苏宁物流也推出了无人车末端“无接触”配送服务。

　　进入复工复产复学阶段，人工智能体温监测设备、无人消杀、基于数字政务产生的“健康码”大规模投入使用。“云办公”开启规模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春复工期间，中国有超过1800万家企业采用了线上远程办公模式，共计超过3亿用户使用远程办公应用。

　　政府会议和项目签约也同样应用了远程手段。2020年2月13日，贵州省采用中国移动“云视讯”视频系统召开了全省十三届会第十五次会议；广西钦州华为数字小镇通过中国电信运用 5G 进行了一场“云签约”，通过云计算、 5G 机械手臂，签约双方在手机上用签字软件签字，5G 机械手臂同步将签名书写在了合同文本上。

　　马源认为，“从需求侧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让各行各业充分认识到要加紧拓展线上生产经营活动，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这已经是必然趋势。”

　　在众多行业受到疫情波及时，一些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逆流而上。2020年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一季度GDP初步核算结果，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3.2%。

　　疫情发生后，出口和消费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一个普遍共识是，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有着拉动投资、对冲疫情影响的作用。根据中国信通院预测，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认为，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绝非一个临时的应急之策”，而是与我国近年来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一脉相承。

　　新冠肺炎疫情让数字化应用场景需求进一步扩大，但这场意料之外的社会“临床试验”，也暴露出了不少短板。

　　2020年2月底，正是“云授课”高峰期，一名女孩在雪山顶上“找网上课”的短视频引起了社会关注，后经通信业组队援助，解决了其困难。与此类似，还有内蒙古通信业组建突击队，为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林区一位春节期间返乡的大学生优化网络的新闻。这说明，现有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仍存在盲点。

　　线下转线上，使得我国通信网络在疫情防控期间流量骤增。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0年2月，我国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同比达45.5%。据中国联通网络发展部吕洪涛介绍，疫情发生之初，通信运营商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网络优化，仅中国联通的网络扩容就达7000G。“云办公”“云授课”开启后，服务平台亦进行了密集扩容来改善卡顿状况。

　　总体来看，我国通信网络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持了稳定运行，供给侧短时间内也进行了应急优化。随着未来数字化、智能化的进一步渗透，需求侧提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亟需建设能够提供相应支撑的新型基础设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认为：“数字经济下，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服务都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高度。”

　　从稳就业的角度来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带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有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据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2019）》，我国2018年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

　　江小涓认为：“我国数字经济虽然整体表现为增长态势，但已出现了增速和势能有所减缓的现象。”一个表现是，数字经济新产品如自动驾驶、量子计算、3D打印、机器人，还未实现真正的消费级应用的突破，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尚需加强。

　　江小涓认为，如今数字经济正面临一个关键阶段：从消费互联网、信息互联网，升级为产业互联网、物联网，而后者所需的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都是前者不可相比的。加速5G、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助力这一跨越的完成。

　　近日，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改革的方向。其中备受关注的是，“数据”首次与其他传统要素并列，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江小涓认为，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为数字经济提供了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是制造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智能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的可行途径，加速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升级，让企业充分调动数据这一生产要素。

　　目前，新型基础设施配置不到位、跨区域和跨行业数据流动不畅、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相关软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都在制约数字经济发展。

　　2020年4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链，支持产业以数字供应链打造生态圈。鼓励传统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企业、行业性平台企业、金融机构等开展联合创新，共享技术、通用性资产、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中台等资源，探索培育传统行业服务型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与业务流程重塑、组织结构优化、商业模式变革有机结合，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分析，新基建的重点是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力度，这将有力支持结构转型和产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

　　依托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现有基础，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已达5.09亿，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加快推进，我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0多个国务院部门已全部开通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志发认为，目前，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已经让社会治理开始向精准预测、智能决策的精准治理方向迈进。

　　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各大中心城市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手段之一。科大讯飞智慧城市总工程师江志国对本刊表示：“新基建将推动城市化和数字化、智慧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新基建利于数字政务的普及和升级，在民生和公共服务上实现更加以人为中心；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末端事件发生时实现快速响应，在社会治理上实现更加以事件为核心；随着数据量增大与数据分析速度的加快，管理决策上将更加以数据为支撑。

　　“发力新基建是立足当前，应对疫情冲击、促消费、稳增长的有效手段，更是面向长远，构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之基、谋取未来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马源说。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全球竞争格局尚未尘埃落定。2020年德勤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统计的全球50家人工智能高增长企业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有30个，来自中国的企业有14个。从全球来看，中国人工智能正在奋力追赶，其显著优势在于拥有更为庞大的数据量和丰富的数据使用环境。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认为：“新基建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奠定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新基础。我国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的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

　　李锦表示，三次工业都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记者刘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