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H华体会这些很难回答的问题，通过一个个大科学装置，可能就可以找到答案。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曾把未来科技比作“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魔盒”，在他看来，大科学装置是一把用来开启未来的钥匙。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不少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提到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征战未知科学领域的过程中，大科学装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哔哩哔哩共同推出“中国青年说·科学家精神”特别节目，邀请3位大科学装置建设者在这里畅聊，看看这群科技版“基建狂魔”有什么不一样，揭开大科学装置的神秘面纱。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正高级工程师仲伟业发现，最近来天马望远镜“打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少网友在个人账号上发文称，在上海松江找到了《三体》中描绘的“红岸基地”里的“大锅盖”。随着“打卡”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好奇这个“相当于8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巨无霸”望远镜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去年，银河系中心的突破性成果——超大质量黑洞Sgr A*首张照片发布。天马望远镜为黑洞成像流量定标与协同观测作出贡献。一时间，天马望远镜吸粉无数，人们惊叹这个“大锅盖”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作为参与建设的青年科学家之一，HTH华体会仲伟业表示，天马望远镜从2012年落成至今，还曾服务探月探火工程的测定轨任务，未来也将继续脉冲星、大质量恒星、活动星系核等的观测研究。“天马望远镜就像深空之眼，能帮助我们看到最真实的宇宙。”仲伟业说。

　　在上海，因外形“出圈”的大科学装置还有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光源。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共青团上海市委兼职邓海啸常常能在办公区看到空中飞行的无人机，很多摄影发烧友都喜欢拍这个外形酷似鹦鹉螺的“大家伙”。在邓海啸眼里，上海光源真正厉害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科学家探索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邓海啸介绍，上海光源开放运行以来已执行超过48万小时，服务用户超过7万人次，在国际期刊CNS产出了142篇高水平论文，目前已成为我国服务用户最多、成果产出率最高的大科学装置。

　　与前两个大科学装置不同，“神光”装置与“羲和”激光装置走的是“内秀”路线。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彭宇杰是 “羲和”的建设者之一，他说，“神光”和“羲和”可以产生接近太阳内部的高温高压状态，科学家可以通过这些装置开展聚变反应以及一些其他前沿科学研究。不仅如此，激光驱动的聚变，有可能帮人类获得永恒的清洁能源。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出来”的故事。2008年，在上海光源建设时，其中真空波荡器因外国公司迟迟不能交货，导致工期紧张。为了能够按时验收，上海光源工程经理部当即拍板决定从各个专业组抽调骨干力量自主研发。

　　邓海啸至今都能回忆起同事们在实验室攻关的无数日夜，他们埋头在各种数据和各种现场中，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终于，这群当时的青年科研骨干、如今的领军科学家们“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从毫不起眼到遥遥领先，这样“高科技出口逆袭”的故事也发生在“羲和”激光装置建设过程中。彭宇杰在节目现场介绍，大口径钛宝石晶体是激光装置所需要的一个重要元器件，在我国成功研制之前，也只能从国外购买，甚至要等待两年的交付日期。

　　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项目团队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科研攻关。最终，他们研制出这一关键器件，并利用它实现了国际领先的激光峰值功率。

　　“好技术研发出来了，不能捂着不让别人知道。”彭宇杰说，HTH华体会装置成功建设后，很多的国际同行向他们发出了装置上的实验申请，他们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同行。

　　就这样，中国科学家靠着自主创新的本事和开放共享的态度，让科技版“基建狂魔”在国际上打出名号。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1984年，我国开启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布局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其中的34个已建成运行，HTH华体会部分设施已经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在仲伟业看来，为实验通宵达旦是最常见的事。仲伟业负责研制的Q波段致冷接收机，是天马望远镜当时任务书里面的最高频段。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参照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翻资料、找论文、反复实验的方法不断摸索求解，常常一干就是到半夜，但他从来没在团队中听过抱怨的声音。

　　仲伟业的偶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叶叔华，在天文台上班时，他偶尔会遇到前来上班的叶叔华院士，看着叶院士90多岁的高龄依然奋斗在科研一线，让仲伟业备受鼓舞，更说不出一个苦字。

　　叶叔华院士曾说“因为国家需要，纵使辛苦也要做好”。仲伟业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遇到困难时，他鼓励自己：“前人没给我们走出路，我们就自己蹚出一条路。”当Q波段致冷接收机终于做成的时候，仲伟业觉得“一切都值了”。

　　走进上海光机所，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戴着眼镜的儒雅学者，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徐至展，也是彭宇杰的偶像。彭宇杰曾在笔记本上写下“执着、献身、攀高峰”七个大字，这是徐至展院士对他们的教诲。

　　在彭宇杰的印象中，徐至展就是这七个字的化身。哪怕他领衔完成的成果，是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最好结果之一，徐至展也没有因此张扬，依然兢兢业业搞研究，70多岁的时候还在实验室坚持看文献。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学到科学家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这让我们更能沉下心来，好好做研究。”彭宇杰说。

　　如今，已经为人师的邓海啸时常会和学生们讲起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在他看来，不管遇到的科学问题再怎么变，背后的科学家精神不会变。

　　去年，邓海啸捧回了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他说，军功章的背后，不只他一个人，还有无数像他一样坚持“创新、科学、奉献”的上海光源人。